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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某瑞涉嫌走私紅油重罪案

  

借用控方證據“上屋抽梯”

解脫外來民工“走私重罪”

毛某瑞涉嫌走私紅油重罪案

案情回放: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流動人口不斷增多,外來工在城市人群中的比重也逐年增加,并逐漸成為城市發展和穩定的重要因素。

  與此同時,外來工不僅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和工作壓力,還由于大多來自農村和不發達的小城鎮,所受教育程度偏低、識見不多,在具體工作崗位上處于被管理的地位,所以,容易遭受不良人員欺騙或為不法分子利用,往往無端地承受了很多自己并不了解的人身風險或責任風險。

  外來工無疑是城市里的“弱勢群體”。他們的農民身份和外來人口身份對他們在城市中的處境有程度不等的影響。他們經常會受到各種不公平待遇,大城市提供給他們的工作大多為底層工作,譬如在建筑、制造、生產型企業從事著裝修、裝卸、維修、搬運、印刷等苦、臟、累、險的工作。雖然收入水平顯著高于其在家鄉的收入水平,但工作或勞動時間長、強度高,在工作中他們的感受往往是低人一等的,并且他們工作形式單一,晉升機會渺茫,因此,他們對自己工作崗位之外的單位經營和運作常常毫不了解……特別是一些不合法的中小企業,對外來工身體條件要求較高,智力條件要求卻很低,甚至不允許他們了解企業的整體運營和內部運作,只需要外來工干好自己那一攤工作就行。這每每讓不明就里的外來工背上了不法經營的“黑鍋”,或者成了不法經營者的“替罪羊”。

  社會上,每當有企業或單位出現什么不良影響巨大的事件時,管理者常把責任推到外來工身上!

  深圳是個經濟發達的移民城市,來自五湖四海、全國各地的外來工,辛勤地建設、創造著這個城市,他們是深圳穩定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深圳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梢哉f,他們是深圳林林總總、各種各樣企業的生產主體,但卻未必是這些企業的獲利者或獲益者,而且,在深圳這個商業經營范圍、性質及手段均魚龍混雜的城市,外來工因不了解自己所就職企業的經營范圍、性質和手段而稀里糊涂地成了不法企業或犯罪分子的“幫兇”、“從犯”的情況,屢見不鮮。毛某瑞就是這樣一個外來工。

  2011年初,知明律師接辦了一件特大走私紅油案的犯罪嫌疑人辯護工作。我方當事人毛某瑞,就是這件走私紅油案的被告之一。

  2009年7月初,河南農民毛某瑞隨著南下大潮來到廣東惠州大亞灣一帶打工。不久,經同鄉推薦,他又不明就里地來到了深圳一家黑市紅油脫色加工廠工作。

  這家黑市紅油脫色加工廠的主要業務和重點經營,就是每天從香港走私進關的廢棄柴油偷運到深圳偏僻海邊的一棟漁村廠房中加溫脫色,然后再高價轉銷到國內市場,俗稱“走私紅油”。

  由于毛某瑞懂駕駛技術,會開車也會修車,所以就被這家黑市紅油脫色加工廠的管理層安排擔任跟車維修工作,偶爾會替換司機頂班開車……

  2009年7月底,每天安分守己地修車、開車的毛某瑞,和這家紅油加工廠的兩個管理人員,還有十多個從事加溫清洗脫色等工作的農民工一起,被海關緝私警一并抓獲歸案,接著與其他同案犯一并受審。

  這時,本案真正的幕后老板或曰“主謀”“主犯”早就深藏不露或遠遠躲避了,因而一直逍遙法外。而這起“走私紅油案”的所謂第一主犯系日常主持加工廠管理工作的“職業經理人”——廠長謝某,同案犯毛某瑞也被列為三名共同主犯之一,排名居中。

  而與毛某瑞等一同被抓捕歸案的另外十多個外來工尹某鵬等,由于是這個加工廠聘請來從事加溫清洗脫色等工作的,卻聲稱不知內情,很快被公安方面和檢控方面排除出犯罪嫌疑轉為證人平安無事地回家了。

  不久,毛某瑞被檢方指控跟車運輸所涉走私紅油數量為412噸,涉嫌偷逃稅款77萬多元;第一主犯謝某被檢方指控涉嫌走私紅油7832噸,偷逃稅金款1.46億多元……

  其實,尹某鵬等十多名擔任燒火脫色洗油的農民工所涉及的走私紅油數量與主犯謝某一樣高達7832噸,涉稅金額按理也是1.46億多元??墒且躇i等十多位外來工卻被無罪釋放了。

  由于毛某瑞等被認定涉嫌案情特別重大,依法屬于應該判處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無期徒刑,或者直至死刑的案件,所以深圳海關緝私局與深圳市公安局聯合偵查后,直接提交深圳市檢察機關審查起訴,于是,這起重大的“走私紅油”案,最終確定由深圳市檢察院依法提起公訴,由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直接進行審理判決。

  從深圳海關緝私局與深圳市公安局聯合偵查預審,到深圳市人民檢察院提起起公訴,直到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毛某瑞等所謂“特大走私紅油案”主犯被羈押已超過一年多時間。

  從2010年7月15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開庭審理,直至2011年11月才最終下達判決,毛某瑞等人被刑事羈押的時間已過了兩年零四個月。

  當時,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三百四十七條規定以外的貨物、物品的,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依照下列規定處罰:

  (一)走私貨物、物品偷逃應繳稅額在五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偷逃應繳稅額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四款的規定處罰。

  而第一百五十一條第四款又明文規定:“……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或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所以,犯罪嫌疑人毛某瑞如按檢察院起訴書的指控,應予嚴懲,很可能要被判處15年左右的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等待他的即將是漫長的牢獄歲月……

  毛某瑞及其親屬,誰也沒料到,經過汪騰鋒團隊律師的辯護,2011年11月,他們收到的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書上,毛某瑞竟然僅僅被判處了兩年六個月的有期徒刑。

  收到中級法院一審判決當時,毛某瑞離服刑期滿只有短短兩個月的時間了!喜出望外的毛某瑞及其家屬當即決定不再上訴了,以便盡早脫離牢獄,回家過年!

  得益于知明律師為毛某瑞的特效辯護,就連這個特大走私紅油案的首犯——第一被告謝某,也被輕判,只被判處了4年有期徒刑。

  那么,我是如何做到將被告毛某瑞由依法量刑可能被判處15年及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刑罰最終改為降檔減刑只判處兩年六個月有期徒刑的呢?在為被告毛某瑞的辯護過程中,知明律師運用了怎樣的藝術訴訟技法才產生了這個奇跡呢?

  應該說,毛某瑞既是不幸的,又是幸運的。毛某瑞的不幸,源于他身為外來工,為了謀生,未能選擇讓自己身心安全又收入不菲的體面工作,可悲地被不法分子利用,甚至充當了“替罪羊”!

  毛某瑞的幸運,在于他的兒子及時求助委托到慣于“劍走偏鋒”又善于運用兵法計策的藝術訴訟法踐行者知明所汪騰鋒團隊律師作為他的辯護律師。

  我方充分利用尹某鵬等十余名燒火加溫脫色的農民工之身份作用與我方辯護的毛某瑞進行對比分析辯護。

  但恰恰這批外來工們卻被公安檢察機關以無罪證人身份開釋案外,卻指證我方被告人有罪!這豈不顯然有違法制公正?!

  這一強烈對比反差,即刻讓我方律師獲得了解救本案犯罪嫌疑人之一的毛某瑞的“靈丹妙藥”。

  意外獲此天賜“良方”,當即被確定:證人尹某鵬等十多位外來工的身份作用與我方被告人比較,作為替毛某瑞作“無罪”辯護的“撒手锏”和“救命草”!

  確定了這一“撒手锏”和“救命草”,我對解救毛某瑞瞬間胸有成竹了。而經過我“上屋抽梯”的完美發揮,為毛某瑞的辯護過程,幾乎完全按照我的藝術訴訟法的辯護思路推進,并最終獲得了理想中的結果。

  辯護藝術:

  本案中所用的應對策略為兵法“上屋抽梯”之計。

  “上屋抽梯”屬于兵法三十六計的第二十八計,屬于第五套“并戰計”。

  “上屋抽梯”之計,原意是指以小小的利益引誘對手,然后,待對手上當時,再截斷對手的援兵,以便將對手圍殲。

  這種誘敵之計,自有其高明之處。畢竟,對手一般不是那么容易上當的,所以,我方應該先為其安放好“梯子”,也就是故意給對手方便。等對手“上樓”,即對手進入我方已布好的“口袋”之后就拆掉“梯子”,“圍殲”對手。

  在“上屋抽梯”這個計策的實施過程中,如何安放“梯子”,是有很大學問的:對性貪之敵,則以利誘之;對情驕之敵,則以示我方之弱迷惑之;對莽撞無謀之敵,則設下埋伏以使其中計……總之,要根據對手的情況,巧妙地安放“梯子”,引導對方“上屋”并找準機會適時“抽梯”。

  “毛某瑞參與走私紅油案”在法庭質證階段,作為被告毛某瑞的辯護律師,作者特別將本案中尹某鵬等十多個外來工的證人、證言挑出來,與控方公訴人反復核對,引導控方公訴人在法庭上公開地再三強調上述證人證言的完全真實、合法有效,將庭審各方的關注點高度集中在尹某鵬等十多個外來工身上。這相當于我方借用檢方取得的尹某鵬等十多名外來工的證人證言的“梯子”經法庭上質證確認其身份效力的合法,把控方送上了“屋頂”。

  待到了法庭辯論階段,我方在辯論中將控方的其他證據全部淡化處理,只抓住控方證人尹某鵬等十多位外來工的身份及其在本案中的作用,責問控方公訴人:

  為何,我方被告人毛某瑞與證人尹某鵬等十多位外來工同為走私紅油工廠的工人,只是分工不同而已。而且,從案情來看,證人尹某鵬等十多位外來工在這起“走私紅油案”中所做的工作或事務更多,涉案金額更大,案情也應該更嚴重,理應同案被究。既然尹某鵬等十多位外來工被放縱不予以追究,控方公訴人卻為何獨獨對我方當事人毛某瑞——一個只負責跟車運輸并維修的工人另眼相待,反而小題大做地將其作為涉案主犯之一,追究其刑事責任并意欲重判呢?這不是典型的法制不公嗎?!

  這一辯論理由,直擊控方要害,此情景此境地,檢控機關無法及時有效抽身“下屋”了,公訴人在法庭上無言以對,更無法解釋其起訴書所存在的如此巨大“錯漏”。當然,由于根本沒料到我方會單從證人尹某鵬等十多位外來工的身份作用上入手為毛某瑞展開義正言辭的辯護。所以,檢控人員措手不及,根本無法回應我方辯護意見,只得面紅耳赤、尷尬支吾、無言以對。

  不言而喻,我方當事人毛某瑞解脫重罪應該指日可待了……

  在本案中,我方實施“上屋抽梯”計策的奧妙,就是見機行事。當我方發現公訴方有重大錯漏,而公、檢、法三家在此案開庭前均未予以糾錯,應該是還沒意識到這一錯漏的存在和嚴重性,導致一錯再錯,直至在庭審中被我方先架上“梯子”層層推高“送其”“上屋”,將公訴機關所獲取的有“嚴重瑕疵”的證據——尹某鵬等十余外來工的證人證言反復質證印證,強有力地坐實了他們的證據合法性和巨大效力,之后再抽掉梯子,猛力反詰,窮追猛打,逼其就范:既然控方認為清洗了7800多噸紅油的外來工尹某鵬們都無罪,那么,只跟車維修運輸了400多噸紅油的外來農民工毛某瑞何罪之有呢?“上屋抽梯”,立竿見影!

  在法庭上,作者深抓狠究“走私紅油案”涉案加工廠所有參與人員(無論是到案人員還是案外人員)在該案中的身份、作用,將其進行清楚的對應和比較,以司法機關對涉案的尹某鵬等十多位外來農民工的無罪判斷,反襯其對我方當事人——農民工毛某瑞的有罪追究,從而形成了司法機關對毛某瑞的刑事追究有強烈的枉法不公之印象,讓審判現場的所有人都對涉案到案人員被訴諸法律并將面臨嚴重的牢獄之災產生罪不當罰的同情感,迫使公訴人無地自容,非常尷尬,同時,也喚起了審案法官的惻隱之心。

  很明顯,被公安、檢察機關認定為該案主犯之一的毛某瑞,與本案的所謂案外證人尹某鵬等十多位外來農民工,同是對黑市紅油加工廠經營生產內幕情況并不了然的工人,他們只是分工不同而已。而且,從涉案數量、金額上看,尹某鵬等十多位外來農民工還遠遠超過了所謂的主犯、被告毛某瑞,他們都可以逍遙無憂在案外不被追究,而被告人毛某瑞卻將面臨十五年以上的刑罰,太不公平了,兩者所形成強烈反差,突出地彰顯了公安、檢察機關執法司法不公的處理結果。

  在發表辯護意見時,作者著重地強調(此處是充滿激情并富有豐富感染力地表達):在這起特大“走私紅油案”中,毛某瑞和其他十多位外來農民工,其實都是被涉嫌違法犯罪的工廠主聘來的打工仔,只不過,一個是跟車運輸出行的維修工,另一些是架柴燒火清洗脫色的司爐工。我借用黃梅戲“天仙配”唱詞說道“你挑水,我種田;你洗衣,我做飯,夫妻雙雙把家還。”兩者只是分工不同罷了,工作性質和身份都是類似的。而且尹某鵬等案外證人所涉金額數量都遠大過今天到案的被告毛某瑞,憑什么為涉嫌非法經營、走私犯罪的企業主“貢獻”大的工人不受法律追究;反而為涉嫌非法經營、走私犯罪的企業主“貢獻”小的工人,卻要被刑拘不放并將面臨最嚴厲的刑罰處罰呢?法治公平何在!

  接著,在法庭辯論中,作者借勢在法庭上提出了一個既欲擒故縱又兩難選擇的強烈請求:要么,請以犯罪嫌疑人之名依法追捕尹某鵬等十多位漏捕的外來農民工;要么,請一視同仁地依法釋放被冤捕錯抓的所謂犯罪嫌疑人——毛某瑞!如果司法機關堅持認為此前對尹某鵬等十多位外來工的無罪處置是正確的,那就請公平公正地依法判處被告人毛某瑞無罪吧!

  面對如此尖銳的辯護策略和意見,司法機關深感為難,在眾目睽睽之下,公安、檢察機關幾乎不可能推翻之前的結論,重新認定尹某鵬等十多位外來工為犯罪嫌疑人,更不可能自認先前的法律偵查和審查起訴工作都存在著層層過錯。因此,最后,同為司法機關的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庭后充分研究協商后,對我的當事人毛某瑞作出特別輕判的決定。

  但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的判決書上,并沒有特別寫明任何充足的法定減刑依據,只是含糊其辭地表述為考慮被告毛某瑞犯罪事實情節、事后認罪態度等,采納辯護人意見減輕判處!

  試想,每個法律工作者都清楚,如果不是作者在法庭庭辯過程中的精彩發揮,打動、感染并逼迫著司法機關只能對我方當事人毛某瑞做出特別減輕處罰,是不可能有本案的意外輕判結果出現的;顯然,作者的辯護意見深深的提醒并刺激了他們,使他們有所顧忌,如果堅持錯誤地重判毛某瑞等所謂“特大走私紅油案”主犯,一旦被告們不服一審判決堅持上訴,便可能揭露這一錯案,還將造成法院,檢察機關及公安部門都要面臨從頭再來,勞心勞力地補充偵查追捕漏網眾犯之尷尬、難堪局面。司法機關應該是在權衡利弊、內部協調之后,作出本案看似意外卻又情理之中的合法輕判的勝訴結果。

  這一判決對曾經的犯罪嫌疑人、主犯之一的毛某瑞而言,實屬不幸中的萬幸。

  結案啟示:

  說實話,在司法實踐中,公訴機關對涉案當事人的錯誤判斷或錯誤處置司空見慣,大多數情況下按常規的訴訟思維與訴訟技法,遇到這種情形一般不敢也不愿質疑、深究或者不敢也不善于追究,即使有所質疑、異議,也大都是類似提出非法證據排除、無效證據認定、證據效力不足等說辭,如此輕描淡寫,近乎無病呻吟,或者無關痛癢,缺乏力度,當然更是缺乏強烈的正反對比渲染效果,根本不足以引起法庭及審案法官的高度警覺與內心重視。

  大多時候,公訴機關對涉案當事人的錯誤判斷或錯誤處置往往被辯才庸常、思維保守的律師在庭審中一帶而過,而后就被淹沒在其不痛不癢缺乏決勝點的常規辯論說辭之中了,以致錯漏頻發,冤錯常見。

  而在本案中,汪騰鋒團隊律師卻一反常規地巧妙運用藝術性訴訟技法,不顧其他常規法律爭議點,諸如什么犯罪構成要件問題、主犯從犯問題等等,只是一味抓住這一錯漏證據,借用黃梅戲《天仙配》的唱詞,形象生動地將公安、檢察等控方所提供的看似正常實則隱含重大法律和邏輯錯誤卻又可能被千千萬萬律師所忽視的證據無限地放大,大張旗鼓地予以強調追究,而后依法據實強烈質疑,闡述案情生動有力,辯論意見至情至理合法,讓庭審法官有看的見、摸的著、感覺到的效果。最終使得司法審判者大受感染,認同了作者的辯護意見,為被告解除了冤屈。

  再試想,假如本案中公安偵查與公訴機關早早發現體會到這一“證據”的危害,只要不作提供,憑據其他諸多證據,應該也足以審判本案犯罪嫌疑人重罪。

  所以,在刑事案件的辯護中,要實現本案的神奇效果,絕非一朝一夕的辯護功力和實戰經驗就可以達到的,作為刑事案件的辯護律師不僅要積累較豐富的實戰經驗,還要用心體悟開發出一定的天賦和悟性。要苦練逆向思維、發散思維和細節末節的推演本領,用心辦案,更要具有敢于、善于挑戰公權錯誤的意識與勇氣;要練就高度敏銳的觀察力和應變能力,善于及時發現并臨場捕捉戰機,更要善于恰當運用兵法技藝與公權機關進行法律博弈,維護法治正義,為社會擔道義,為民眾求公平。

  此外,還要有一顆悲憫心,敢于為底層平民甚至外來工求取公道和正義,甚至不惜挑戰公權機關,從而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保護他們不遭受不公待遇……保有一個法律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情懷和原則。
 

毛某瑞涉嫌走私紅油重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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